朵渔:中年必须为来路“埋单” 为归途负责

来源:金羊网 作者:曾璇 发表时间:2019-04-15 09:00

□金羊网记者 曾璇

一件连帽衫,一条牛仔裤,1973年生的诗人朵渔看起来很“居家”,看不出哪里“危险”。当年有过的“出格的想法”似乎都被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,按压在心底,表现出和中年男人气质相符的静水流深。

可写了《危险的中年》这本诗集的朵渔说,自己只是“尽量正常”。写诗20年,他看到“圈里”大部分诗人都是敏感度高、忍受度低,对自由的追求可以凌驾一切,但朵渔不。他保持着待人接物的“普通感”,从不刻意营造“诗人范儿”,“只让作品说话”,但其实内心的波澜起伏和矛盾挣扎都在,唯有时时“规范自我”。

当年诗里的狂野和如今诗里的自省、矛盾,如此统一,这是时光馈赠的礼物。

十多年前,朵渔曾在广州度过了一段野蛮生长的日子。在他眼中,那时的广州是文化最活跃的地方,如朝阳喷薄欲出,有最生猛的文人、最好的报人,“美食美景、美好的人,是诸多美好的集成”,如今想起平添几分亲切。

他工作十年后,辞职专事写作十年;为了儿子的学费,“重出江湖”;如今儿子的学费有了着落,他再度辞职,“是种解脱”。朵渔一年能写40-50首诗,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诗人里,算得上高产,他说自己已经写过第一个“二十年”,期待在写作生涯的第二个“二十年”,甚至第三个“二十年”,能写出更有思想性的诗篇。

相比起谈论写诗,今年读大三的儿子是他更热衷的话题。夫妇两人都是文科生,儿子居然一点儿没遗传到文学细胞,学了计算机专业,感兴趣的是探索宇宙星辰,而不是洞烛人性幽微。“儿子很少读我的作品,只说‘老朵又获奖了,我也要努力’。”他也时常困扰于中国式的父子关系,而这烦恼却让他更不像个诗人,倒有了居家男人的气质。

这个评价令他大喜:“这是对我的最大夸奖。”

我的写作就是 “生死爱欲信”

金羊网:您本人如何评价这次获奖的诗集《危险的中年》?在您已出版的诗集中,它占据怎样的地位?新诗集中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,又有什么是横空出世的?

朵渔:去年,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系列诗集:《追蝴蝶》《最后的黑暗》《危险的中年》和《在猎户星座下》。这也是我从1998-2018年二十年间的全部诗歌作品。《追蝴蝶》写于十年前,还有很多青涩之处;《最后的黑暗》是我辞去公职在家专职写作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,充满了紧张和焦虑;《在猎户星座下》则是我专职写作十年后,又重新出来工作两年间写的一些作品,时间的匆促之感充满其间。《危险的中年》则写于2013-2015年。相对于另外三本诗集,《危险的中年》可能更专注、更纯粹一些,心态也更自如一些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的诗集,每一本都有自己的遗憾之处,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。我说过,我的写作就是“生死爱欲信”,这些主题一以贯之,不断深化,最终将一个迷惘的、矛盾的、善恶交织的、天人交战的“人”的形象凸显出来。我的写作是慢慢成长的,写了二十多年了,很明显没有“横空出世”。横空出世的大多是流星,一以贯之才值得信赖。

金羊网:“中年”这一意象出现在您的不少作品中,您似乎赋予它很丰富的内涵?

朵渔:“中年”就是来到人生的中途,在此境地,道路往往已无可选择,来路渐渐由清晰变得模糊,想回到过去已不可能;而归途依然迷惘一片,似有似无,可能高耸入云,也可能万丈深渊。处此境地,你必须为来路“埋单”,担负起一个“人”的形象;你必须为归途负责,承担起一个“人”的尊严。“中年”就是日当午,就是夏时树,花开败,果未熟,要打起精神,结成最后的果实。“中年”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人生阶段,能否完成自己的一生,“中年”极其关键。我们周围很多写作者未到“中年”就结束了,是一种典型的“青春写作”;也有些写作者从“中年”即开始颓败,晚年落魄得不成样子。你最终能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写作形象,“中年”是最为关键的转捩点。对我而言,既是人到中年,也是写作进入“中年”,青春的理想已经远去,人生的暮年还没到来,推石上山还有一段距离,还要挺住,不断努力,但还会寻求新的突破,这和挖矿差不多,每走一步都要突破,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金羊网:读到您的“如果没有另一个我对自己严加斥责/不知会干出多少出格的事来”,还有《我时常责备自己》,觉得很有趣也很熨帖,自省与自责,似乎一直是您诗歌的一个主题,这大概就是您说的“耻感”,如今到了中年,和您20来岁时的“耻感”,有何不同?

朵渔:这就是我上面说的“中年”之险境,正因为危险,所以要不停自省,严加自责,否则,“不知会干出多少出格的事来”。儒家文化的传统,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,要有羞耻之心。“耻”会跟随我们一生。20岁时,我感受到生而为人之“耻”,40岁的时候,这“耻”来得更加强烈了,而且还多了一个“罪”。你要时时体会到作为人的“耻与罪”,才能勉强走完这一生。

金羊网:您能具体说说对“耻与罪”的理解吗?

朵渔:对“耻与罪”的意识,是分阶段的,20多岁刚写诗时,是体会不到“耻感”的,那时候还沉浸在遣词造句的快感和自然情感的抒发中,少有理性的反思和自省;你要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,以及对社会、历史和自我了解得越来越多,才开始有自省,才会产生“耻感”。“耻感”更多是你对外界规范的一种反应,而“罪感”是你对自我认知的一种反应,是“我与我”的关系,比“耻感”更深入了。当你想到“人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这样的终极问题时,必然会触及到这种感受。

一直努力

建立诗歌与历史、现实的关联

金羊网:您的诗歌理想是怎样的?您曾说过痛感当代诗歌“无力”,那针对这种状况,您自己这些年做了哪些努力去实践理想?

朵渔:“痛感无力”也是“耻感”的一种,十多年前我就提出这样的看法,对社会有一种担当意识,想努力在诗歌里加入一些对现实的体悟、介入、批判。但诗本质上是种虚的东西,如果太写实,那就不是诗,是澳门十大赌博网站报道;但如果没有实,则会越写越虚、越写越无力。怎么去平衡虚实,建立诗歌与历史、现实的一种关联,也许是我这些年的一些努力,但事实上很难,有的作品也只是实验性的作品。我作为作者,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,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发现它不是我理想中诗的面貌。

一个人的诗歌理想,可能也是不断在变迁的:一开始觉得能发表就很好;写了十年二十年,可能你发现自己离诗越来越远。我的第一本诗集名为《追蝴蝶》,你能看到美丽的蝴蝶,就在你面前飞呀飞,以为你能追上它,可快追上时,它又飞走了。我感觉我写诗就像追那只蝴蝶,能看到却永远得不到它。写了二十年诗,对诗歌的认识越深入,就会觉得自己离它越远;自己的诗歌理想其实很虚妄,永不可及,这也让我很兴奋,还有这么远的路要走,做无为之事,遣有涯之生。

金羊网:您确实说过“诗人应该有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”,这一点如何体现在您的创作上?

朵渔:回答这个问题,我得抄一下奥登。他在《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》一书的序言中说,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,必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。一是必须多产;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宽泛;三是他在观察人生的角度和风格提炼上,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;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;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,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。而一般的次要诗人,尽管诗作都很优秀,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。也就是说,他是一成不变的,静止的。

奥登所罗列的这几个条件,应该是他的经验之谈,其中每一条都包含一个“变”字。你要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使自己变得更多、更深、更广、更妙,直至完成最后的蜕变。天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燃尽了自己,发出耀眼的光芒;成大师者则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的过程,其间包含着艰苦卓绝的劳作和心无旁骛的专注力。

金羊网:您既写诗又写历史随笔、评论等,其他形式与您的诗歌写作是一种什么关系?

朵渔:有关系,它们都是对诗的一种教育。

不是诗歌被抛弃

被抛弃的是我们

金羊网:有人说:80年代的大学生写诗,90年代的大学生读诗,00后大学生开始远离诗,10后大学生根本不需要诗。汪国真说:诗歌已死。您怎么看诗歌的现状?

朵渔:诗歌没死,汪老师倒是已经离开了我们。如果说00后和10后的学生们已经远离诗或不需要诗,我不知道是该替诗歌默哀,还是替时代默哀。他们不读诗、远离诗,当然他们没有错,有错的是我们——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们,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让他们远离了诗。诗歌也没错,有错的是我们——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们,我们没有写下更好的作品痛击他们。不是诗歌被抛弃,被抛弃的是我们——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们,我们其实也没什么错,我们秉承贫乏的经验和价值观,已经做得还算可以,汉语诗歌这三四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。但错在哪里?可能错在逻辑吧。

金羊网:您期待诗歌给读者带来什么感受?是美好的假象,还是残酷的真相?生活已经很沉重,如果诗歌里找不到美好,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诗歌?

朵渔:我没有期待过自己的读者,因此也不希望读者对我有所期待。我完成作品,同时完成自己。我的诗里只是一个鲜活的自我——或沮丧,或得意,或龌龊,或美好,或自相矛盾。我觉得读者没必要去诗里找美好,诗本身也不是美好的代名词。相对于生活的沉重,生命的沉重更加迷人,诗可以承担这种沉重。

我觉得诗已经被读者抛弃了,或者准确说,诗已抛弃了读者。这种抛弃不是一种任性,而是诗本身的命运。如此说来似乎诗很高傲,其实也不是,诗其实很谦卑,它一直都在不停地自省和自责,生怕做得不够好,对不起自己。

金羊网:您说读者没必要去诗里找美好,但诗歌最早吸引人的就是优美的意境、充满韵律感的文字、瑰奇的想象,您说它不美好,可能不符合大众感受以及对诗歌的认知?

朵渔:大众往往受限于在学校接受的诗歌教育,会把它与美和善等等简单地画上等号,我能理解,但不能认同;写了20多年的诗之后,我不再认为诗歌只有美。大众的认知无可非议,一方面来自传统的诗歌教育,另一方面古诗文本身就很美。而现代诗不一样,它首先是具有现代性的艺术,它要表达的是很复杂的现代人的情感与现状,美之于现代诗,反而是其次属性了。

金羊网:实际上古人对诗也寄予厚望,“诗以言志”,《诗三百》本身也极丰富,不仅有美,更有社会现实。

朵渔:没错。对现代诗而言,“真”可能比“美”更重要。诗歌看似柔弱不堪,事实上诗歌又能承载很多,关键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认识诗。

金羊网:近些年似乎掀起了“诗歌复兴运动”,随着一系列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推波助澜,好像诗歌离我们又近了。您认为社会对古诗词的关注,会对现代诗有怎样的影响?

朵渔: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影响。现代诗和电视节目上的唐诗宋词早已不是一回事。对现代诗产生影响的,永远是那一小撮写诗的人,人数不太多,但已经足够了。也正是这一小撮人,与唐诗宋词有着真正的心心相印,不需要任何的推波助澜。

金羊网:那您觉得现代诗歌中最宝贵的元素是什么?

朵渔:我其实只是关注极少数同行的写作,我会跟踪阅读小部分我欣赏的诗人的作品,当我面对大众来讲诗歌时,总是很失语。我最看重这些诗人的地方,就是诗歌里的创造性,诗歌语言所体现的创造性,诗歌文本所提供的思想性等等,这种创造性,可以说是最为宝贵的吧,哪怕它不那么精致和完美也没关系。也可以说,所有艺术门类中,创造性、独创性都是最宝贵的。

金羊网:靠诗歌能谋生吗?您曾辞职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单位,因为希望“在最好的年龄、最好的精力、最好的时候,去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”,但不免有来自生活上的那种焦虑感。属于物质上的焦虑,会影响您的写作吗?后来您是怎么战胜那种焦虑的?

朵渔:从大处说,我真是在靠诗歌谋生,不写诗无以言,没有诗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什么。从现实来说,靠诗歌既能谋生,也不能谋生。关键看谋什么样的生。吃吃喝喝还是容易的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我很满意自己当时的选择,也就是“在最好的年龄、最好的精力、最好的时候,去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”。我没有浪费那十年。对物质的过分焦虑会影响人的心境,对写作也是一种反作用力。我克服焦虑的方式是,将失业状态重新变成一种工作状态,当时我找了一个工作室,把作息时间安排好,每天按时抵达,没事也坐在书桌前,好像真有事干一样。事实上,战胜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工作——对我而言就是写作。

编辑:彭佶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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朵渔:中年必须为来路“埋单” 为归途负责
金羊网  作者:曾璇  2019-04-15

□金羊网记者 曾璇

一件连帽衫,一条牛仔裤,1973年生的诗人朵渔看起来很“居家”,看不出哪里“危险”。当年有过的“出格的想法”似乎都被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,按压在心底,表现出和中年男人气质相符的静水流深。

可写了《危险的中年》这本诗集的朵渔说,自己只是“尽量正常”。写诗20年,他看到“圈里”大部分诗人都是敏感度高、忍受度低,对自由的追求可以凌驾一切,但朵渔不。他保持着待人接物的“普通感”,从不刻意营造“诗人范儿”,“只让作品说话”,但其实内心的波澜起伏和矛盾挣扎都在,唯有时时“规范自我”。

当年诗里的狂野和如今诗里的自省、矛盾,如此统一,这是时光馈赠的礼物。

十多年前,朵渔曾在广州度过了一段野蛮生长的日子。在他眼中,那时的广州是文化最活跃的地方,如朝阳喷薄欲出,有最生猛的文人、最好的报人,“美食美景、美好的人,是诸多美好的集成”,如今想起平添几分亲切。

他工作十年后,辞职专事写作十年;为了儿子的学费,“重出江湖”;如今儿子的学费有了着落,他再度辞职,“是种解脱”。朵渔一年能写40-50首诗,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诗人里,算得上高产,他说自己已经写过第一个“二十年”,期待在写作生涯的第二个“二十年”,甚至第三个“二十年”,能写出更有思想性的诗篇。

相比起谈论写诗,今年读大三的儿子是他更热衷的话题。夫妇两人都是文科生,儿子居然一点儿没遗传到文学细胞,学了计算机专业,感兴趣的是探索宇宙星辰,而不是洞烛人性幽微。“儿子很少读我的作品,只说‘老朵又获奖了,我也要努力’。”他也时常困扰于中国式的父子关系,而这烦恼却让他更不像个诗人,倒有了居家男人的气质。

这个评价令他大喜:“这是对我的最大夸奖。”

我的写作就是 “生死爱欲信”

金羊网:您本人如何评价这次获奖的诗集《危险的中年》?在您已出版的诗集中,它占据怎样的地位?新诗集中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,又有什么是横空出世的?

朵渔:去年,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系列诗集:《追蝴蝶》《最后的黑暗》《危险的中年》和《在猎户星座下》。这也是我从1998-2018年二十年间的全部诗歌作品。《追蝴蝶》写于十年前,还有很多青涩之处;《最后的黑暗》是我辞去公职在家专职写作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,充满了紧张和焦虑;《在猎户星座下》则是我专职写作十年后,又重新出来工作两年间写的一些作品,时间的匆促之感充满其间。《危险的中年》则写于2013-2015年。相对于另外三本诗集,《危险的中年》可能更专注、更纯粹一些,心态也更自如一些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的诗集,每一本都有自己的遗憾之处,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。我说过,我的写作就是“生死爱欲信”,这些主题一以贯之,不断深化,最终将一个迷惘的、矛盾的、善恶交织的、天人交战的“人”的形象凸显出来。我的写作是慢慢成长的,写了二十多年了,很明显没有“横空出世”。横空出世的大多是流星,一以贯之才值得信赖。

金羊网:“中年”这一意象出现在您的不少作品中,您似乎赋予它很丰富的内涵?

朵渔:“中年”就是来到人生的中途,在此境地,道路往往已无可选择,来路渐渐由清晰变得模糊,想回到过去已不可能;而归途依然迷惘一片,似有似无,可能高耸入云,也可能万丈深渊。处此境地,你必须为来路“埋单”,担负起一个“人”的形象;你必须为归途负责,承担起一个“人”的尊严。“中年”就是日当午,就是夏时树,花开败,果未熟,要打起精神,结成最后的果实。“中年”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人生阶段,能否完成自己的一生,“中年”极其关键。我们周围很多写作者未到“中年”就结束了,是一种典型的“青春写作”;也有些写作者从“中年”即开始颓败,晚年落魄得不成样子。你最终能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写作形象,“中年”是最为关键的转捩点。对我而言,既是人到中年,也是写作进入“中年”,青春的理想已经远去,人生的暮年还没到来,推石上山还有一段距离,还要挺住,不断努力,但还会寻求新的突破,这和挖矿差不多,每走一步都要突破,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金羊网:读到您的“如果没有另一个我对自己严加斥责/不知会干出多少出格的事来”,还有《我时常责备自己》,觉得很有趣也很熨帖,自省与自责,似乎一直是您诗歌的一个主题,这大概就是您说的“耻感”,如今到了中年,和您20来岁时的“耻感”,有何不同?

朵渔:这就是我上面说的“中年”之险境,正因为危险,所以要不停自省,严加自责,否则,“不知会干出多少出格的事来”。儒家文化的传统,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,要有羞耻之心。“耻”会跟随我们一生。20岁时,我感受到生而为人之“耻”,40岁的时候,这“耻”来得更加强烈了,而且还多了一个“罪”。你要时时体会到作为人的“耻与罪”,才能勉强走完这一生。

金羊网:您能具体说说对“耻与罪”的理解吗?

朵渔:对“耻与罪”的意识,是分阶段的,20多岁刚写诗时,是体会不到“耻感”的,那时候还沉浸在遣词造句的快感和自然情感的抒发中,少有理性的反思和自省;你要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,以及对社会、历史和自我了解得越来越多,才开始有自省,才会产生“耻感”。“耻感”更多是你对外界规范的一种反应,而“罪感”是你对自我认知的一种反应,是“我与我”的关系,比“耻感”更深入了。当你想到“人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这样的终极问题时,必然会触及到这种感受。

一直努力

建立诗歌与历史、现实的关联

金羊网:您的诗歌理想是怎样的?您曾说过痛感当代诗歌“无力”,那针对这种状况,您自己这些年做了哪些努力去实践理想?

朵渔:“痛感无力”也是“耻感”的一种,十多年前我就提出这样的看法,对社会有一种担当意识,想努力在诗歌里加入一些对现实的体悟、介入、批判。但诗本质上是种虚的东西,如果太写实,那就不是诗,是澳门十大赌博网站报道;但如果没有实,则会越写越虚、越写越无力。怎么去平衡虚实,建立诗歌与历史、现实的一种关联,也许是我这些年的一些努力,但事实上很难,有的作品也只是实验性的作品。我作为作者,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,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发现它不是我理想中诗的面貌。

一个人的诗歌理想,可能也是不断在变迁的:一开始觉得能发表就很好;写了十年二十年,可能你发现自己离诗越来越远。我的第一本诗集名为《追蝴蝶》,你能看到美丽的蝴蝶,就在你面前飞呀飞,以为你能追上它,可快追上时,它又飞走了。我感觉我写诗就像追那只蝴蝶,能看到却永远得不到它。写了二十年诗,对诗歌的认识越深入,就会觉得自己离它越远;自己的诗歌理想其实很虚妄,永不可及,这也让我很兴奋,还有这么远的路要走,做无为之事,遣有涯之生。

金羊网:您确实说过“诗人应该有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”,这一点如何体现在您的创作上?

朵渔:回答这个问题,我得抄一下奥登。他在《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》一书的序言中说,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,必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。一是必须多产;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宽泛;三是他在观察人生的角度和风格提炼上,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;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;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,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。而一般的次要诗人,尽管诗作都很优秀,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。也就是说,他是一成不变的,静止的。

奥登所罗列的这几个条件,应该是他的经验之谈,其中每一条都包含一个“变”字。你要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使自己变得更多、更深、更广、更妙,直至完成最后的蜕变。天才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燃尽了自己,发出耀眼的光芒;成大师者则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的过程,其间包含着艰苦卓绝的劳作和心无旁骛的专注力。

金羊网:您既写诗又写历史随笔、评论等,其他形式与您的诗歌写作是一种什么关系?

朵渔:有关系,它们都是对诗的一种教育。

不是诗歌被抛弃

被抛弃的是我们

金羊网:有人说:80年代的大学生写诗,90年代的大学生读诗,00后大学生开始远离诗,10后大学生根本不需要诗。汪国真说:诗歌已死。您怎么看诗歌的现状?

朵渔:诗歌没死,汪老师倒是已经离开了我们。如果说00后和10后的学生们已经远离诗或不需要诗,我不知道是该替诗歌默哀,还是替时代默哀。他们不读诗、远离诗,当然他们没有错,有错的是我们——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们,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让他们远离了诗。诗歌也没错,有错的是我们——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们,我们没有写下更好的作品痛击他们。不是诗歌被抛弃,被抛弃的是我们——我们这些50后、60后、70后们,我们其实也没什么错,我们秉承贫乏的经验和价值观,已经做得还算可以,汉语诗歌这三四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。但错在哪里?可能错在逻辑吧。

金羊网:您期待诗歌给读者带来什么感受?是美好的假象,还是残酷的真相?生活已经很沉重,如果诗歌里找不到美好,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诗歌?

朵渔:我没有期待过自己的读者,因此也不希望读者对我有所期待。我完成作品,同时完成自己。我的诗里只是一个鲜活的自我——或沮丧,或得意,或龌龊,或美好,或自相矛盾。我觉得读者没必要去诗里找美好,诗本身也不是美好的代名词。相对于生活的沉重,生命的沉重更加迷人,诗可以承担这种沉重。

我觉得诗已经被读者抛弃了,或者准确说,诗已抛弃了读者。这种抛弃不是一种任性,而是诗本身的命运。如此说来似乎诗很高傲,其实也不是,诗其实很谦卑,它一直都在不停地自省和自责,生怕做得不够好,对不起自己。

金羊网:您说读者没必要去诗里找美好,但诗歌最早吸引人的就是优美的意境、充满韵律感的文字、瑰奇的想象,您说它不美好,可能不符合大众感受以及对诗歌的认知?

朵渔:大众往往受限于在学校接受的诗歌教育,会把它与美和善等等简单地画上等号,我能理解,但不能认同;写了20多年的诗之后,我不再认为诗歌只有美。大众的认知无可非议,一方面来自传统的诗歌教育,另一方面古诗文本身就很美。而现代诗不一样,它首先是具有现代性的艺术,它要表达的是很复杂的现代人的情感与现状,美之于现代诗,反而是其次属性了。

金羊网:实际上古人对诗也寄予厚望,“诗以言志”,《诗三百》本身也极丰富,不仅有美,更有社会现实。

朵渔:没错。对现代诗而言,“真”可能比“美”更重要。诗歌看似柔弱不堪,事实上诗歌又能承载很多,关键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认识诗。

金羊网:近些年似乎掀起了“诗歌复兴运动”,随着一系列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推波助澜,好像诗歌离我们又近了。您认为社会对古诗词的关注,会对现代诗有怎样的影响?

朵渔: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影响。现代诗和电视节目上的唐诗宋词早已不是一回事。对现代诗产生影响的,永远是那一小撮写诗的人,人数不太多,但已经足够了。也正是这一小撮人,与唐诗宋词有着真正的心心相印,不需要任何的推波助澜。

金羊网:那您觉得现代诗歌中最宝贵的元素是什么?

朵渔:我其实只是关注极少数同行的写作,我会跟踪阅读小部分我欣赏的诗人的作品,当我面对大众来讲诗歌时,总是很失语。我最看重这些诗人的地方,就是诗歌里的创造性,诗歌语言所体现的创造性,诗歌文本所提供的思想性等等,这种创造性,可以说是最为宝贵的吧,哪怕它不那么精致和完美也没关系。也可以说,所有艺术门类中,创造性、独创性都是最宝贵的。

金羊网:靠诗歌能谋生吗?您曾辞职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单位,因为希望“在最好的年龄、最好的精力、最好的时候,去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”,但不免有来自生活上的那种焦虑感。属于物质上的焦虑,会影响您的写作吗?后来您是怎么战胜那种焦虑的?

朵渔:从大处说,我真是在靠诗歌谋生,不写诗无以言,没有诗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什么。从现实来说,靠诗歌既能谋生,也不能谋生。关键看谋什么样的生。吃吃喝喝还是容易的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我很满意自己当时的选择,也就是“在最好的年龄、最好的精力、最好的时候,去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”。我没有浪费那十年。对物质的过分焦虑会影响人的心境,对写作也是一种反作用力。我克服焦虑的方式是,将失业状态重新变成一种工作状态,当时我找了一个工作室,把作息时间安排好,每天按时抵达,没事也坐在书桌前,好像真有事干一样。事实上,战胜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工作——对我而言就是写作。

编辑:彭佶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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